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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生講歷史真勁！
講詳細啲都好
簫生, 請講南明
👍👏
蕭生，深圳話對標新加坡，可唔可以分析下香港同個到既異同。究竟自由民主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喺咩關係
新加坡不是民主国家？选票假的？新加坡有墙？新加坡有党政全面控制的公检法机器？
讲民主，新加坡绝对比香港强得多，自由以前香港的确是比新加坡好；但随着新加坡威权政治进一步下滑，香港港共全面管制，香港敢于新加坡再比民主？
@@user-qo1ti8kz1n 新加坡民主？要不要先问一下新加坡人
明亡始于万歷，其实晚明还是幸運的无现熊庭弼或是盧象昇孫承忠或是袁崇焕等都是文官出身而成为一时战将，只可惜崇桢无用人之明容人之量。明怎能不亡？
學歷史一定要有國文根基，可以直接睇古文，推薦一文如下:，，，回忆陈垣校长林熙敦 我于1933--1937年在北平辅仁大学读西洋文学系。这个系一年级有一门必修课“国文”是陈垣校长讲授的，每周两个课时，隔周一次作文，随堂交卷。“国文”的讲义是陈校长编撰的，其内容同他在历史系讲授的“史记汉书点读”这门课程大同小异。他是通过讲授“国文”使学生涉猎祖国的历史名著，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提高学生的爱国思想的。他对作文的要求，十分严格，同我们约法三章：一不准作白话文，必须作文言文；二不准用钢笔自左至右横写，必须用毛笔自右至左竖写；三不准写简体字，必须写繁体字--当时已经很通行的“国”字也必须写成“国”。这些堂规，对西洋文学系学生来说，是一件苦事，因此有人心里埋怨陈校长守旧。第一堂作文更是对我们的考验。作文题目是《写字有用无用论》。题目一出，堂上同学不少人感到为难，不知如何下笔。陈校长在黑板上写了题目后，抿着嘴，嘴角露出微笑，那意思是看你们怎么办。过了一会儿，他在堂上“解题”说：“写中国字你说有用就讲出有用的道理，说没有用就讲出没有用的道理，这是议论文章，是讲道理的，有无用都要把道理讲清楚。”他还以史学家的治学态度郑重地提出：“立论要严谨，说话要言之有据，章法结构要有逻辑性，笔锋带感情当然更好。” 这场作文，两个星期后发卷。我的文章运用了中学时学得的一点“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知识，从文字的起源讲到后来的文章和书法，说明写字不但大有用处而且一手好字是我国特有的艺术。这次作文受到陈校长的赏识。我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班上同学大多作了写字有用论的文章，但论据都不如我的充分；也有人天真地写了“写字无用论”的。这种“无用论”以欧美人不写中国字，甚至本国字也很少手写而是大多用打字机打的，来证明他们文化昌明并不是由于“写字有用”的结果。陈校长在发作文簿时特别拿我的本子来同这种论点相对比。他说：“你们都逛过故宫，那里有许多我国稀世的墨宝，没有用，为什么要陈列出来？我不是要你们都成为书法家，写了字拿到故宫去挂，我是说，写字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一手好字，可以成为艺术珍品，中国的字特别是中国的书法，象征着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你们学的是西洋文学，可不要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啊！”这个话就正是陈校长在学年一开始便要出那样的作文题目的原因吧！ 今天回想起来，在教会学校里，陈校长在国文堂上这样教育我们学西洋文学的学生，实在是用心良苦的。他要我们作文言文，是为了引导我们去读前人的著作，要求我们要懂得中国的文化，不要学了洋文便忘了中文。他不让我们写简体字，对我们也是基本锻炼，是出于探本溯源的目的，不能说他“守旧”，更不好说他反对简体字或反对白话文。这些都说明了他对祖国和祖国的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教育家，首先就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 学年终了的时候，我的作文本子写了厚厚一本。别的同学的本子都发还了，只有我的那本他却保存在他手里。 上了二年级以后，有一次他把我叫到校长室去，问我：“你为什么要读西洋文学系？”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也没有好好地问过自己，是陈校长第一次向我这样提问的。我一时答不上来。实际上，读辅仁的学生，特别是读西洋文学系的，大多是为日后出洋留学作准备的，陈校长对此也心中有数。因此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们现在的这个系，所学的只不过是做学问的工具，还不是学问的本身。做学问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不行的。”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他的这个话至今还在鞭策着我。他当时对胡适看来是颇为钦佩的，辅仁那几年的毕业典礼，每年都邀胡适来讲话。他当时向我引用了胡适的一句名言“为学要如金字塔，又能博大又能高”，然后说：“读西洋文学，特别在教会学校，不能不学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问我对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课程，有没有兴趣？我说，中文系课程有兴趣，历史系我不想学。我回他这句话时，没有意识到对着我的正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听了不觉笑了起来，说道：“中国的历史家大多是文学家啊！”作为教会学校的校长，这样向学生强调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我看在教会学校中怕是不多见的。 在陈垣校长的鼓励下，我从二年级开始，先后选读了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许多课程，包括陈校长讲授的“史记汉书点读”。他作为历史学家，讲起历史来，可真是不假思索，讲得如数家珍而又娓娓动听。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时的情形，他讲的这一节，可说是在讲坛上“进入角色”了。他自己象是荆轲似的把二尺见方的讲台当作是逐秦王时，秦王环柱而走的铜柱，绕着讲坛，转了两个圈。最后讲到荆轲被秦王砍断了腿，靠着铜柱以匕首向秦王扔去时，他举手作势，也脱手扔掉了自己手中的粉笔。他是这样以自己爱憎分明的正义感来教育学生的。 我当时写了一些文章在天津《大公报》、《国闻周报》、上海《申报、自由谈》和北平《文学季刊》等报刊上发表了，他知道后，曾对我说：“报上只说辅仁的学生会踢足球，原来也还有人会写文章”，给我以鼓舞。记得1935年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爆发前不久，《国闻周报》上发表了两篇有关青年出路和前途的文章，一篇是署名的，文末有“于清华大学”几个字；另一篇是我以“一青年”的署 名写的，文末也注了“于辅仁大学”几个字。陈垣校长又把我叫到校长室问“一青年”是不是我，我只好说是。他有点严肃起来，问我写文章为什么不敢写真名？我说，我的文章一肚子牢骚，不满现状，怕惹麻烦。他继续追问道：“怕惹麻烦，你又写出‘于辅仁大学’，你不怕麻烦找到我的头上吗？”我以为他是向我问罪了，赶忙解释说，于什么大学那几个字是我给编者（王芸生先生）的信中写上我的地址的，想不到编者把这几个字加到文章的尾巴上去了。他见我误会了他，又严肃又慈蔼地说：“写文章就是要署真名，不要作娘子态”。写文章不要作“娘子态”，这个话是我第一次从陈校长那里听来的。这大概也是他的正义感的流露吧！他对学生运动是寄予同情的。当时领导学生运动的有个辅仁教育系学生孟英（又名孟传铎，不知是否解放后曾历任我国驻外大使的那个孟英），教育系刘××教授大发脾气提出要开除他。陈校长维护了孟英，并对孟英说：“刘××是刘帝国主义”。从此这位教授的浑名就传开了，一时引为美谈。
蕭生講歷史真勁！
講詳細啲都好
簫生, 請講南明
👍👏
蕭生，深圳話對標新加坡，可唔可以分析下香港同個到既異同。究竟自由民主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喺咩關係
新加坡不是民主国家？选票假的？新加坡有墙？新加坡有党政全面控制的公检法机器？
讲民主，新加坡绝对比香港强得多，自由以前香港的确是比新加坡好；但随着新加坡威权政治进一步下滑，香港港共全面管制，香港敢于新加坡再比民主？
@@user-qo1ti8kz1n 新加坡民主？要不要先问一下新加坡人
明亡始于万歷，其实晚明还是幸運的无现熊庭弼或是盧象昇孫承忠或是袁崇焕等都是文官出身而成为一时战将，只可惜崇桢无用人之明容人之量。明怎能不亡？
學歷史一定要有國文根基，可以直接睇古文，推薦一文如下:，，，回忆陈垣校长林熙敦
我于1933--1937年在北平辅仁大学读西洋文学系。这个系一年级有一门必修课“国文”是陈垣校长讲授的，每周两个课时，隔周一次作文，随堂交卷。“国文”的讲义是陈校长编撰的，其内容同他在历史系讲授的“史记汉书点读”这门课程大同小异。他是通过讲授“国文”使学生涉猎祖国的历史名著，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提高学生的爱国思想的。他对作文的要求，十分严格，同我们约法三章：一不准作白话文，必须作文言文；二不准用钢笔自左至右横写，必须用毛笔自右至左竖写；三不准写简体字，必须写繁体字--当时已经很通行的“国”字也必须写成“国”。这些堂规，对西洋文学系学生来说，是一件苦事，因此有人心里埋怨陈校长守旧。第一堂作文更是对我们的考验。作文题目是《写字有用无用论》。题目一出，堂上同学不少人感到为难，不知如何下笔。陈校长在黑板上写了题目后，抿着嘴，嘴角露出微笑，那意思是看你们怎么办。过了一会儿，他在堂上“解题”说：“写中国字你说有用就讲出有用的道理，说没有用就讲出没有用的道理，这是议论文章，是讲道理的，有无用都要把道理讲清楚。”他还以史学家的治学态度郑重地提出：“立论要严谨，说话要言之有据，章法结构要有逻辑性，笔锋带感情当然更好。”
这场作文，两个星期后发卷。我的文章运用了中学时学得的一点“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知识，从文字的起源讲到后来的文章和书法，说明写字不但大有用处而且一手好字是我国特有的艺术。这次作文受到陈校长的赏识。我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班上同学大多作了写字有用论的文章，但论据都不如我的充分；也有人天真地写了“写字无用论”的。这种“无用论”以欧美人不写中国字，甚至本国字也很少手写而是大多用打字机打的，来证明他们文化昌明并不是由于“写字有用”的结果。陈校长在发作文簿时特别拿我的本子来同这种论点相对比。他说：“你们都逛过故宫，那里有许多我国稀世的墨宝，没有用，为什么要陈列出来？我不是要你们都成为书法家，写了字拿到故宫去挂，我是说，写字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一手好字，可以成为艺术珍品，中国的字特别是中国的书法，象征着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你们学的是西洋文学，可不要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啊！”这个话就正是陈校长在学年一开始便要出那样的作文题目的原因吧！
今天回想起来，在教会学校里，陈校长在国文堂上这样教育我们学西洋文学的学生，实在是用心良苦的。他要我们作文言文，是为了引导我们去读前人的著作，要求我们要懂得中国的文化，不要学了洋文便忘了中文。他不让我们写简体字，对我们也是基本锻炼，是出于探本溯源的目的，不能说他“守旧”，更不好说他反对简体字或反对白话文。这些都说明了他对祖国和祖国的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教育家，首先就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
学年终了的时候，我的作文本子写了厚厚一本。别的同学的本子都发还了，只有我的那本他却保存在他手里。
上了二年级以后，有一次他把我叫到校长室去，问我：“你为什么要读西洋文学系？”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也没有好好地问过自己，是陈校长第一次向我这样提问的。我一时答不上来。实际上，读辅仁的学生，特别是读西洋文学系的，大多是为日后出洋留学作准备的，陈校长对此也心中有数。因此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们现在的这个系，所学的只不过是做学问的工具，还不是学问的本身。做学问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不行的。”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他的这个话至今还在鞭策着我。他当时对胡适看来是颇为钦佩的，辅仁那几年的毕业典礼，每年都邀胡适来讲话。他当时向我引用了胡适的一句名言“为学要如金字塔，又能博大又能高”，然后说：“读西洋文学，特别在教会学校，不能不学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问我对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课程，有没有兴趣？我说，中文系课程有兴趣，历史系我不想学。我回他这句话时，没有意识到对着我的正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听了不觉笑了起来，说道：“中国的历史家大多是文学家啊！”作为教会学校的校长，这样向学生强调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我看在教会学校中怕是不多见的。
在陈垣校长的鼓励下，我从二年级开始，先后选读了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许多课程，包括陈校长讲授的“史记汉书点读”。他作为历史学家，讲起历史来，可真是不假思索，讲得如数家珍而又娓娓动听。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时的情形，他讲的这一节，可说是在讲坛上“进入角色”了。他自己象是荆轲似的把二尺见方的讲台当作是逐秦王时，秦王环柱而走的铜柱，绕着讲坛，转了两个圈。最后讲到荆轲被秦王砍断了腿，靠着铜柱以匕首向秦王扔去时，他举手作势，也脱手扔掉了自己手中的粉笔。他是这样以自己爱憎分明的正义感来教育学生的。
我当时写了一些文章在天津《大公报》、《国闻周报》、上海《申报、自由谈》和北平《文学季刊》等报刊上发表了，他知道后，曾对我说：“报上只说辅仁的学生会踢足球，原来也还有人会写文章”，给我以鼓舞。记得1935年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爆发前不久，《国闻周报》上发表了两篇有关青年出路和前途的文章，一篇是署名的，文末有“于清华大学”几个字；另一篇是我以“一青年”的署 名写的，文末也注了“于辅仁大学”几个字。陈垣校长又把我叫到校长室问“一青年”是不是我，我只好说是。他有点严肃起来，问我写文章为什么不敢写真名？我说，我的文章一肚子牢骚，不满现状，怕惹麻烦。他继续追问道：“怕惹麻烦，你又写出‘于辅仁大学’，你不怕麻烦找到我的头上吗？”我以为他是向我问罪了，赶忙解释说，于什么大学那几个字是我给编者（王芸生先生）的信中写上我的地址的，想不到编者把这几个字加到文章的尾巴上去了。他见我误会了他，又严肃又慈蔼地说：“写文章就是要署真名，不要作娘子态”。写文章不要作“娘子态”，这个话是我第一次从陈校长那里听来的。这大概也是他的正义感的流露吧！他对学生运动是寄予同情的。当时领导学生运动的有个辅仁教育系学生孟英（又名孟传铎，不知是否解放后曾历任我国驻外大使的那个孟英），教育系刘××教授大发脾气提出要开除他。陈校长维护了孟英，并对孟英说：“刘××是刘帝国主义”。从此这位教授的浑名就传开了，一时引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