Размер видео: 1280 X 720853 X 480640 X 360
Показать панель управления
Автовос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Автоповтор
武則天兄弟的子女係佢嘅侄，唔係外甥
thank you
Good
黃台之瓜 何堪再摘
李显是中国历史上，很强的一个人。可能他治国能力在唐朝皇帝中不是最强，但绝对是最好命的一个。凡和李显有直系亲戚关系的人，几乎都做过中国的皇帝。李显的爷爷是李世民，是皇帝，李显的爸爸李治是皇帝，李显的妈妈武则天是皇帝，李显的弟弟李旦也做过皇帝，李显他自己也是皇帝。李显的儿子也做过皇帝。最后，皇位传给他侄子李隆基（唐明皇）。还有，李显最后并不是被宫廷政治斗争斗夸的，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吃了老婆和女儿送来的糕点，就中毒了。其实他可能早就知道有毒，他吃下去是想把皇位传给他老婆或者女儿。反正，历史上，没有一个男人，可以强到这种程度。武则天表面上看很有能力，但和李世民和李治那种深谋远虑比起来，还有所不及，因为李世民父子能制造一个像李显这样好命的孙子出来。实质上，李显和武则天斗的并不是谁的治国能力高，谁的谋略大，他们斗的是谁的命好，谁的命长。不知萧生有没有看过netflix的韩剧《李尸朝鲜》。故事大概就是：老李（大王）因年老去世，他的年轻皇后联合她外家赵氏为了夺取王位，用一种病毒，把老李变成晚上会动的丧尸，让外界以为大王还在世。而老李的其他妃子生的唯一儿子小李（简称世子），因为父王还“活着”，所以不能马上继承王位，于是离开皇宫，去调查真相。最后发现丧尸病毒已经攻陷了李氏朝鲜的很多县市，很多农民和权贵都变成丧尸。赵氏皇后的计划是，等她腹中的儿子出世，然后继承世子之位，再宣布老李已经变成丧尸死去，她就可以变成“慈禧太后”甚至“武则天”。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小李和赵氏斗的不是计谋，而是他的“超强免疫力”，他身边很多接触过丧尸的人都变成丧尸，甚至连赵氏的弟弟也壮烈牺牲了，变成丧尸，小李仍然安然无恙。最后，小李还找到了病毒的初创者，其实是他的老师安炫大人。安炫大人的军队早就知道这种丧尸病毒的存在，还利用此病毒制造丧尸去打仗。这一点，可以从侧面看出，老李有多么的深谋远虑，老李未死之前，肯定是知道赵氏那一伙人不怀好意的，所以他早就安排了他的亲信安炫大人去帮助小李，老李也肯定知道安炫大人手上有这种病毒的资料，一定能协助小李对抗病毒，甚至可能还暗中给小李打过病毒疫苗。与其说是小李是靠自己的免疫力战胜了赵氏一伙，还倒不如说老李安排剧情安排得好。
蕭生講中史，肯定是香港請得最好既一個。但如想學好中史，一定要有好既國文根底。現轉載一文如下，，，，，，回忆陈垣校长林熙敦 我于1933--1937年在北平辅仁大学读西洋文学系。这个系一年级有一门必修课“国文”是陈垣校长讲授的，每周两个课时，隔周一次作文，随堂交卷。“国文”的讲义是陈校长编撰的，其内容同他在历史系讲授的“史记汉书点读”这门课程大同小异。他是通过讲授“国文”使学生涉猎祖国的历史名著，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提高学生的爱国思想的。他对作文的要求，十分严格，同我们约法三章：一不准作白话文，必须作文言文；二不准用钢笔自左至右横写，必须用毛笔自右至左竖写；三不准写简体字，必须写繁体字--当时已经很通行的“国”字也必须写成“国”。这些堂规，对西洋文学系学生来说，是一件苦事，因此有人心里埋怨陈校长守旧。第一堂作文更是对我们的考验。作文题目是《写字有用无用论》。题目一出，堂上同学不少人感到为难，不知如何下笔。陈校长在黑板上写了题目后，抿着嘴，嘴角露出微笑，那意思是看你们怎么办。过了一会儿，他在堂上“解题”说：“写中国字你说有用就讲出有用的道理，说没有用就讲出没有用的道理，这是议论文章，是讲道理的，有无用都要把道理讲清楚。”他还以史学家的治学态度郑重地提出：“立论要严谨，说话要言之有据，章法结构要有逻辑性，笔锋带感情当然更好。” 这场作文，两个星期后发卷。我的文章运用了中学时学得的一点“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知识，从文字的起源讲到后来的文章和书法，说明写字不但大有用处而且一手好字是我国特有的艺术。这次作文受到陈校长的赏识。我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班上同学大多作了写字有用论的文章，但论据都不如我的充分；也有人天真地写了“写字无用论”的。这种“无用论”以欧美人不写中国字，甚至本国字也很少手写而是大多用打字机打的，来证明他们文化昌明并不是由于“写字有用”的结果。陈校长在发作文簿时特别拿我的本子来同这种论点相对比。他说：“你们都逛过故宫，那里有许多我国稀世的墨宝，没有用，为什么要陈列出来？我不是要你们都成为书法家，写了字拿到故宫去挂，我是说，写字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一手好字，可以成为艺术珍品，中国的字特别是中国的书法，象征着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你们学的是西洋文学，可不要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啊！”这个话就正是陈校长在学年一开始便要出那样的作文题目的原因吧！ 今天回想起来，在教会学校里，陈校长在国文堂上这样教育我们学西洋文学的学生，实在是用心良苦的。他要我们作文言文，是为了引导我们去读前人的著作，要求我们要懂得中国的文化，不要学了洋文便忘了中文。他不让我们写简体字，对我们也是基本锻炼，是出于探本溯源的目的，不能说他“守旧”，更不好说他反对简体字或反对白话文。这些都说明了他对祖国和祖国的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教育家，首先就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 学年终了的时候，我的作文本子写了厚厚一本。别的同学的本子都发还了，只有我的那本他却保存在他手里。 上了二年级以后，有一次他把我叫到校长室去，问我：“你为什么要读西洋文学系？”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也没有好好地问过自己，是陈校长第一次向我这样提问的。我一时答不上来。实际上，读辅仁的学生，特别是读西洋文学系的，大多是为日后出洋留学作准备的，陈校长对此也心中有数。因此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们现在的这个系，所学的只不过是做学问的工具，还不是学问的本身。做学问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不行的。”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他的这个话至今还在鞭策着我。他当时对胡适看来是颇为钦佩的，辅仁那几年的毕业典礼，每年都邀胡适来讲话。他当时向我引用了胡适的一句名言“为学要如金字塔，又能博大又能高”，然后说：“读西洋文学，特别在教会学校，不能不学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问我对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课程，有没有兴趣？我说，中文系课程有兴趣，历史系我不想学。我回他这句话时，没有意识到对着我的正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听了不觉笑了起来，说道：“中国的历史家大多是文学家啊！”作为教会学校的校长，这样向学生强调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我看在教会学校中怕是不多见的。 在陈垣校长的鼓励下，我从二年级开始，先后选读了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许多课程，包括陈校长讲授的“史记汉书点读”。他作为历史学家，讲起历史来，可真是不假思索，讲得如数家珍而又娓娓动听。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时的情形，他讲的这一节，可说是在讲坛上“进入角色”了。他自己象是荆轲似的把二尺见方的讲台当作是逐秦王时，秦王环柱而走的铜柱，绕着讲坛，转了两个圈。最后讲到荆轲被秦王砍断了腿，靠着铜柱以匕首向秦王扔去时，他举手作势，也脱手扔掉了自己手中的粉笔。他是这样以自己爱憎分明的正义感来教育学生的。 我当时写了一些文章在天津《大公报》、《国闻周报》、上海《申报、自由谈》和北平《文学季刊》等报刊上发表了，他知道后，曾对我说：“报上只说辅仁的学生会踢足球，原来也还有人会写文章”，给我以鼓舞。记得1935年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爆发前不久，《国闻周报》上发表了两篇有关青年出路和前途的文章，一篇是署名的，文末有“于清华大学”几个字；另一篇是我以“一青年”的署 名写的，文末也注了“于辅仁大学”几个字。陈垣校长又把我叫到校长室问“一青年”是不是我，我只好说是。他有点严肃起来，问我写文章为什么不敢写真名？我说，我的文章一肚子牢骚，不满现状，怕惹麻烦。他继续追问道：“怕惹麻烦，你又写出‘于辅仁大学’，你不怕麻烦找到我的头上吗？”我以为他是向我问罪了，赶忙解释说，于什么大学那几个字是我给编者（王芸生先生）的信中写上我的地址的，想不到编者把这几个字加到文章的尾巴上去了。他见我误会了他，又严肃又慈蔼地说：“写文章就是要署真名，不要作娘子态”。写文章不要作“娘子态”，这个话是我第一次从陈校长那里听来的。这大概也是他的正义感的流露吧！他对学生运动是寄予同情的。当时领导学生运动的有个辅仁教育系学生孟英（又名孟传铎，不知是否解放后曾历任我国驻外大使的那个孟英），教育系刘××教授大发脾气提出要开除他。陈校长维护了孟英，并对孟英说：“刘××是刘帝国主义”。从此这位教授的浑名就传开了，一时引为美谈。
飲著清茶一杯，從頭到尾讀過一遍，人情練達則文章，多謝！
原來蕭生有講歷史，邢家先知.
晨光 依加先知，好打極有限
1
武則天兄弟的子女係佢嘅侄，唔係外甥
thank you
Good
黃台之瓜 何堪再摘
李显是中国历史上，很强的一个人。可能他治国能力在唐朝皇帝中不是最强，但绝对是最好命的一个。凡和李显有直系亲戚关系的人，几乎都做过中国的皇帝。李显的爷爷是李世民，是皇帝，李显的爸爸李治是皇帝，李显的妈妈武则天是皇帝，李显的弟弟李旦也做过皇帝，李显他自己也是皇帝。李显的儿子也做过皇帝。最后，皇位传给他侄子李隆基（唐明皇）。还有，李显最后并不是被宫廷政治斗争斗夸的，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吃了老婆和女儿送来的糕点，就中毒了。其实他可能早就知道有毒，他吃下去是想把皇位传给他老婆或者女儿。反正，历史上，没有一个男人，可以强到这种程度。
武则天表面上看很有能力，但和李世民和李治那种深谋远虑比起来，还有所不及，因为李世民父子能制造一个像李显这样好命的孙子出来。实质上，李显和武则天斗的并不是谁的治国能力高，谁的谋略大，他们斗的是谁的命好，谁的命长。
不知萧生有没有看过netflix的韩剧《李尸朝鲜》。故事大概就是：老李（大王）因年老去世，他的年轻皇后联合她外家赵氏为了夺取王位，用一种病毒，把老李变成晚上会动的丧尸，让外界以为大王还在世。而老李的其他妃子生的唯一儿子小李（简称世子），因为父王还“活着”，所以不能马上继承王位，于是离开皇宫，去调查真相。最后发现丧尸病毒已经攻陷了李氏朝鲜的很多县市，很多农民和权贵都变成丧尸。赵氏皇后的计划是，等她腹中的儿子出世，然后继承世子之位，再宣布老李已经变成丧尸死去，她就可以变成“慈禧太后”甚至“武则天”。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小李和赵氏斗的不是计谋，而是他的“超强免疫力”，他身边很多接触过丧尸的人都变成丧尸，甚至连赵氏的弟弟也壮烈牺牲了，变成丧尸，小李仍然安然无恙。最后，小李还找到了病毒的初创者，其实是他的老师安炫大人。安炫大人的军队早就知道这种丧尸病毒的存在，还利用此病毒制造丧尸去打仗。这一点，可以从侧面看出，老李有多么的深谋远虑，老李未死之前，肯定是知道赵氏那一伙人不怀好意的，所以他早就安排了他的亲信安炫大人去帮助小李，老李也肯定知道安炫大人手上有这种病毒的资料，一定能协助小李对抗病毒，甚至可能还暗中给小李打过病毒疫苗。与其说是小李是靠自己的免疫力战胜了赵氏一伙，还倒不如说老李安排剧情安排得好。
蕭生講中史，肯定是香港請得最好既一個。但如想學好中史，一定要有好既國文根底。現轉載一文如下，，，，，，回忆陈垣校长林熙敦
我于1933--1937年在北平辅仁大学读西洋文学系。这个系一年级有一门必修课“国文”是陈垣校长讲授的，每周两个课时，隔周一次作文，随堂交卷。“国文”的讲义是陈校长编撰的，其内容同他在历史系讲授的“史记汉书点读”这门课程大同小异。他是通过讲授“国文”使学生涉猎祖国的历史名著，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提高学生的爱国思想的。他对作文的要求，十分严格，同我们约法三章：一不准作白话文，必须作文言文；二不准用钢笔自左至右横写，必须用毛笔自右至左竖写；三不准写简体字，必须写繁体字--当时已经很通行的“国”字也必须写成“国”。这些堂规，对西洋文学系学生来说，是一件苦事，因此有人心里埋怨陈校长守旧。第一堂作文更是对我们的考验。作文题目是《写字有用无用论》。题目一出，堂上同学不少人感到为难，不知如何下笔。陈校长在黑板上写了题目后，抿着嘴，嘴角露出微笑，那意思是看你们怎么办。过了一会儿，他在堂上“解题”说：“写中国字你说有用就讲出有用的道理，说没有用就讲出没有用的道理，这是议论文章，是讲道理的，有无用都要把道理讲清楚。”他还以史学家的治学态度郑重地提出：“立论要严谨，说话要言之有据，章法结构要有逻辑性，笔锋带感情当然更好。”
这场作文，两个星期后发卷。我的文章运用了中学时学得的一点“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知识，从文字的起源讲到后来的文章和书法，说明写字不但大有用处而且一手好字是我国特有的艺术。这次作文受到陈校长的赏识。我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班上同学大多作了写字有用论的文章，但论据都不如我的充分；也有人天真地写了“写字无用论”的。这种“无用论”以欧美人不写中国字，甚至本国字也很少手写而是大多用打字机打的，来证明他们文化昌明并不是由于“写字有用”的结果。陈校长在发作文簿时特别拿我的本子来同这种论点相对比。他说：“你们都逛过故宫，那里有许多我国稀世的墨宝，没有用，为什么要陈列出来？我不是要你们都成为书法家，写了字拿到故宫去挂，我是说，写字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一手好字，可以成为艺术珍品，中国的字特别是中国的书法，象征着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你们学的是西洋文学，可不要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啊！”这个话就正是陈校长在学年一开始便要出那样的作文题目的原因吧！
今天回想起来，在教会学校里，陈校长在国文堂上这样教育我们学西洋文学的学生，实在是用心良苦的。他要我们作文言文，是为了引导我们去读前人的著作，要求我们要懂得中国的文化，不要学了洋文便忘了中文。他不让我们写简体字，对我们也是基本锻炼，是出于探本溯源的目的，不能说他“守旧”，更不好说他反对简体字或反对白话文。这些都说明了他对祖国和祖国的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教育家，首先就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
学年终了的时候，我的作文本子写了厚厚一本。别的同学的本子都发还了，只有我的那本他却保存在他手里。
上了二年级以后，有一次他把我叫到校长室去，问我：“你为什么要读西洋文学系？”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也没有好好地问过自己，是陈校长第一次向我这样提问的。我一时答不上来。实际上，读辅仁的学生，特别是读西洋文学系的，大多是为日后出洋留学作准备的，陈校长对此也心中有数。因此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们现在的这个系，所学的只不过是做学问的工具，还不是学问的本身。做学问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不行的。”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他的这个话至今还在鞭策着我。他当时对胡适看来是颇为钦佩的，辅仁那几年的毕业典礼，每年都邀胡适来讲话。他当时向我引用了胡适的一句名言“为学要如金字塔，又能博大又能高”，然后说：“读西洋文学，特别在教会学校，不能不学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问我对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课程，有没有兴趣？我说，中文系课程有兴趣，历史系我不想学。我回他这句话时，没有意识到对着我的正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听了不觉笑了起来，说道：“中国的历史家大多是文学家啊！”作为教会学校的校长，这样向学生强调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我看在教会学校中怕是不多见的。
在陈垣校长的鼓励下，我从二年级开始，先后选读了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许多课程，包括陈校长讲授的“史记汉书点读”。他作为历史学家，讲起历史来，可真是不假思索，讲得如数家珍而又娓娓动听。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时的情形，他讲的这一节，可说是在讲坛上“进入角色”了。他自己象是荆轲似的把二尺见方的讲台当作是逐秦王时，秦王环柱而走的铜柱，绕着讲坛，转了两个圈。最后讲到荆轲被秦王砍断了腿，靠着铜柱以匕首向秦王扔去时，他举手作势，也脱手扔掉了自己手中的粉笔。他是这样以自己爱憎分明的正义感来教育学生的。
我当时写了一些文章在天津《大公报》、《国闻周报》、上海《申报、自由谈》和北平《文学季刊》等报刊上发表了，他知道后，曾对我说：“报上只说辅仁的学生会踢足球，原来也还有人会写文章”，给我以鼓舞。记得1935年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爆发前不久，《国闻周报》上发表了两篇有关青年出路和前途的文章，一篇是署名的，文末有“于清华大学”几个字；另一篇是我以“一青年”的署 名写的，文末也注了“于辅仁大学”几个字。陈垣校长又把我叫到校长室问“一青年”是不是我，我只好说是。他有点严肃起来，问我写文章为什么不敢写真名？我说，我的文章一肚子牢骚，不满现状，怕惹麻烦。他继续追问道：“怕惹麻烦，你又写出‘于辅仁大学’，你不怕麻烦找到我的头上吗？”我以为他是向我问罪了，赶忙解释说，于什么大学那几个字是我给编者（王芸生先生）的信中写上我的地址的，想不到编者把这几个字加到文章的尾巴上去了。他见我误会了他，又严肃又慈蔼地说：“写文章就是要署真名，不要作娘子态”。写文章不要作“娘子态”，这个话是我第一次从陈校长那里听来的。这大概也是他的正义感的流露吧！他对学生运动是寄予同情的。当时领导学生运动的有个辅仁教育系学生孟英（又名孟传铎，不知是否解放后曾历任我国驻外大使的那个孟英），教育系刘××教授大发脾气提出要开除他。陈校长维护了孟英，并对孟英说：“刘××是刘帝国主义”。从此这位教授的浑名就传开了，一时引为美谈。
飲著清茶一杯，從頭到尾讀過一遍，人情練達則文章，多謝！
原來蕭生有講歷史，邢家先知.
晨光 依加先知，好打極有限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