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人胡春华19:兵行险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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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wen2024
上集我们说到老教授给我打电话约我去北京师范大学老校区的东门潮海轩酒楼吃饭。第二天晚上6:30分，我如约准时来到潮海轩。当我抵达餐厅时，我发现几位教授都已经到了有一阵子了，菜已经上了几道，酒没有开，他们一边喝茶，一边等我。餐桌上摆放着一堆案卷资料。旁边有一个小伙子在认真地用笔记本电脑做着记录。我一看这个情景，万份愧疚，赶紧说，对不起，我来晚了。教授们说，不必，我们在这里两个小时了，既然叫论证会，我们还真就得一起开个会论证论证，这不，我们在这里一边等你，一边就把会开了。然后哈哈大笑。当时那位做记录的年轻小伙子，我不熟悉，一位老师介绍，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诉讼法博士，今天他临时担纲记录的角色。我一听，感激、感动、感谢。老师们接着说，今天提前说好了，今天的饭是我们请你吃。怎么样，请你吃这潮海轩的佛跳墙，没亏待你吧？然后大家开怀大笑。我一听，唉，这怎么好意思，我工作上的事情，过来麻烦老师们，案子敏感复杂，这怎么好意思，怎么能让你们请我吃饭？教授说，不必担心，买单的是赵秉志，他有钱，他做一个刑事辩护就几十万的收入，出去讲一堂课的讲课费动辄几万块。我们几个教书匠里，他最有钱，我们就拿他开刀。来来，服务员，开酒，上菜。
于是我们回归正题，我非常想听到他们的结论到底是什么？他们请我吃饭，还来这么高级的馆子，吃这么贵的菜，这里面很反常呀。这些老教授，平时可是节俭的很。他们不慌不忙，一位老教授首先回忆起了他当年是如何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的。他讲到，当年大跃进，1959年，村里给乡里吹牛皮、乡里给县里吹牛皮、县里给市里吹牛皮、市里给省里吹牛皮、省里給中央吹牛皮，然后中央给省下任务、省给市下任务、市给县下任务，县给乡下任务，这一来一回，就亩产上万斤了。层层官员不把老百姓当人，一味吹牛皮大跃进，放他娘的屁。吹牛皮是要上税的。报了万斤是要按照万斤的产量逐级交粮的。结果风调雨顺，粮食丰收，全部产出交粮都不够。老百姓没吃的呀，我们家，我父亲先饿死了，然后是我的哥哥也饿死了，隔壁村饿死人了我们村的人去帮着埋，回来的路上也饿死了，到后来大家连埋的力气都没有，就那么暴尸荒野。后来我母亲，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两个饼，并且把家里全部的积蓄，27块钱，全部装到了我的兜里。她把我领到我们村旁边的山包上，用手指着火车道，他告诉我，孩子，吃半个饼，往火车道上走，你年轻身体好，想办法爬到火车上去，然后记住每天吃半个饼，记住往北开的火车是去北京的方向，到北京去，去北京大学你舅舅那里，只要你能找到你舅舅，你就能活下来。后来我按着母亲说的，就爬上了一列运煤车，走了三四天，终于到了北京，我兜里有27元钱，我就一路打听，坐着公共汽车去到了北京大学，找到了我在那里教书的舅舅。舅舅收留了我，并安排我上学。我活下来了，现在可以在这里吃饭。至于我的母亲，唉，不说了，当时能活下来的，都是人吃人活下来的。说到这里，我们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老教授接着说道，小杜主任，我们从你给我们提供的案卷资料里都看到了你对你们蒙古人怀有深深的情感。难得啊，当年我们河南的政府里，但凡多几个这样的干部，我们也不至于饿死那么多人。一个公家的事，你也实在是用尽了心思，不容易。有你这样的学生，挺好。我们几个老家伙认真看了你起草的专家论证草稿，商量了一下。对于这份专家论证意见，我们的意见就是你的意见。来，把纸拿过来。于是那位小伙子递给了老教授一张白纸，老教授说不够，多拿几张，于是小伙子一下子递给了老教授差不多十张A4纸。老教授第一个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四位教授轮番操作，累计在十余张A4纸的空白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大家看，这就是当初教授们亲笔签名的空白纸。我没用完，现在手头上还保留着几张，这是信任呀。老教授说，我们四个老家伙签上空白的纸给你，你自己去填内容，你填什么，我们认什么，我们信得过你，对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问题，我们以最坚定的态度支持你。包括今天这顿佛跳墙，老实说，老师我也是第一次吃，这东西一口就上白呀！然后大家哈哈大笑。说实话，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非常感动，杜文何德何能呀？唉。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站起身，倒了一高脚杯白酒，按照蒙古人的习惯，斟满，然后一饮而尽。我又再倒第二杯，旁边的另一位老师赶紧过来把我按下了，别，这么喝酒对身体不好，这酒挺贵的，你给咱们省着点，别把咱赵院长给喝穷了。然后大家哈哈大笑。另外一位教授表情凝重，认真对我说，我注意到，最高法院执行局的黄金龙法官同对方的律师核对过，这块地是双方当事人私下买卖土地，并没有经过法院竞拍。你务必注意，我们国家是无论如何都禁止私自买卖土地的，国有土地的交易要上平台，要经过评估、挂牌、拍卖。所谓的招拍挂。为了维护这一交易秩序，我国刑法有专门罪名“非法倒卖土地罪”。如果这块儿地是经过法院拍卖程序获得，法院下裁定强制过户这当然没问题，但是不论是最高法院还是双方当事人都承认，他们是私下买卖。这个事压根就跟法院没有关系，最高法院更是八杆子打不着。基层法院管是非法的，广东高院提是非法的，最高法院用一个案发前两年的旧案号绕过立案庭、直接受理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下裁定，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这在情理、法理上如论如何都难以讲通。私自买卖土地，你法院给下什么执行裁定？与你法院有关系吗？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是，有处分权人擅自卖地那是非法倒卖土地，而无处分权人擅自卖别人的土地，这种交易行为在民法上是可撤销的合同行为，在刑法上则涉嫌诈骗犯罪。本案中，蒙地公司，始终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他被深圳市政府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给正式行政停权了，他压根儿就没有权力去出售这块儿地。一块儿市场价值5亿的土地，私下交易，卖730万，这完全是开玩笑，就那个地段，深南大道，地铁站口，站在地上就能看到香港，不要说6亩地，就是连一套100平米的公寓都买不来，那么很显然，买卖上方都心知肚明，这样的合同怎么可能有效？这完全是在恶意串通侵占国有资产。他们之所以让法院介入，就是要通过司法权，压制深圳市政府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强迫政府给他们办理土地证以达到不法目的，为此他们居然公然行贿3700多万，还有其他巨额礼金闪烁其辞语焉不详。很显然，这里面涉及商业贿赂犯罪行为，更涉及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犯罪的手段及其粗暴野蛮，而且这是利用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公然犯罪。实在是不可思议。当然这个问题，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我还没有系统展开考察，这只是我的一个观察怀疑。但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重特大案件的涉嫌犯罪线索。如果我们往深论述，可恐怕都不仅是内蒙古公安该不该管，而是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该不该介入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考虑将这个论证意见报告的主导权交给你的一个原因。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是受害者。你们掌握主动权有利于这件事妥善解决。旁边的另一位教授接着说，你们动用特勤人员，窃听到最高法院法官与对方当事人的对话，对于了解这个案子的背后和最高法院的真实想法意义重大，如果你们能够通过全国人大代表或者内蒙古代表团就这个案子，提起质询这对于中国的法治进程而言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而言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其实你们无需多谈什么，你们只要把录音公布出来，把我们的专家论证意见公布出来，他们就会哑口无言，他们不论在学理、法理、情理任何方面都没有任何的狡辩余地。正常的程序是，王胜俊辞职并道歉，其他的责任人被依法追究刑事和行政责任。他们是最高法院，他们是良心和道义，法律和正义的守护者，他们怎么能够完全明知故犯，故意违法，这实在是太恶劣了。这个案子就是一个风向标、一道分水岭。如果一追到底则证明法治的真诚和勇气，如果遮掩甚至压制，则意味着最高法院完全可以无法无天，中国的法治进程将一泻千里。我们几代法律人的所有努力都将灰飞烟灭。不论怎样，我们法律人都值得为此努力一把。老教授，咳嗽了一声，正色道，我们就是几个教书匠，小杜主任也是人微言轻。这个事就是他们的胡春华也解决不了，这个决心得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他们下。当下的重点是能够先把程序提起来。我就此话题就介绍了我与三位人大代表的联络情况。几位教授，连连摇头。
接下来，我们没有继续讨论深圳土地案，而是讨论沙尘暴成因，遏制开垦草原，刑法增设开垦草原罪的问题。赵秉志和张明楷教授当场表示完全支持，赵秉志教授还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可以在现有的保护耕地条款中增设草原的内容，要想保护耕地一样保护草原，不能因为耕地去开垦草原，为了耕地去开垦草原是犯罪行为。他表示会在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和中国法学会层面对此议题，全力支持。后来外我被逮捕第二年，全国人大通过刑法修正案，增设了这一条款。记得我当时在看守所从报纸上读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面朝北京方向，深施一礼。
后来在我的案子审理的过程中，我的太太为我换律师，当时家里的一切财产都被当局扣押了，她几乎身无分文，伟华曾提出他能否去找赵秉志教授帮忙，请他来为我辩护。因为秉志教授很可能不要钱，我一口回绝了。只有一个原因，我必须避免给他带来麻烦。他们已经承担了太多。我一再提出，我不需要家里给我请律师，我自己就是律师，我的事我自己最清楚。我也能够为我自己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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