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本惡還是生存遊戲規則 ?

1. 人類合作的歷史背景
縱觀歷史，人類展現了非凡的合作與利他能力。早期人類社會依靠合作和互助而繁榮。人類學研究中大量的例子表明，獵人-採集者社會普遍存在著集體生活、資源共享和共同養育孩子的行為。這些合作行為對生存至關重要，顯示人性傾向於合作而不是暴力和競爭。
2. 心理學與社會學研究
心理學研究表明，人類天生具有同理心和親社會行為。研究顯示，即使是嬰兒也表現出同情和利他行為。例如，費利克斯·瓦爾內肯（Felix Warneken）和邁克爾·托馬塞羅（Michael Tomasello）的研究發現，年僅18個月的幼兒就願意幫助他人，即使這需要付出努力。這種天生的同理心傾向表明，負面行為並非天生，而是受外在因素影響的結果。
3. 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影響
社會經濟不平等和貧窮會創造出負面行為更容易出現的環境。當資源稀缺、個人或群體被邊緣化時，生存本能可能會導致被認為是暴力或不道德的行為。然而，這些行為是對其環境壓力和約束的反應，而不是他們天性中的反映。解決不平等問題並為社會所有成員提供機會，可以顯著減少這些負面行為。
4. 社會結構和系統的影響
社會結構和系統可以促進合作與和平，也可以助長暴力與競爭。例如，博弈論中的「囚徒困境」展示了競爭結構如何導致​​負面結果，即使合作會更有利。相反，成功的集體生活實驗和合作企業中的合作結構表明，當系統獎勵合作時，積極行為佔上風。
5. 文化條件與學習行為
許多被認為是暴力或負面的行為是文化條件的產物，而非天生。兒童從環境中學習行為，包括家庭、媒體和社會規範。在美化暴力或激烈競爭的文化中，個體更可能採取這些行為。相反，強調和平、合作和相互尊重的文化傾向於產生體現這些價值的個體。各文化之間的這種差異表明，人性是可塑的，並受到社會條件的深刻影響。
6. 透過社會改革的正向改變例子
社會改革的歷史例子表明，改變社會結構可以顯著減少暴力和負面行為。引入社會安全網、教育改革和社區支持計畫一直顯示出積極的結果。例如，在經濟機會和社會支持系統強健的社區，犯罪率往往會下降。這些變化強調了環境和社會結構在塑造行為上的重要作用。
7. 神經科學證據
神經科學研究表明，人類大腦天生就具備同理心和社會連結的能力。例如，鏡像神經元系統允許個體理解和分享他人的感受，促進同理心和合作行為。當社會結構支持這些自然傾向時，正向行為會被強化。然而，在生存受到威脅和競爭激烈的環境中，這些神經系統可能會被自我保護的需要所掩蓋，導致負面行為。
結論
負面行為源自於暴力社會結構中的“生存遊戲”，而不是人性本惡，這一論點得到了歷史證據、心理學研究和社會學研究的支持。透過解決社會結構中的根本原因，創造一個促進平等、合作和同理心的環境，社會可以促進積極行為並減少暴力。這個觀點將責任從人性轉移到塑造我們行為的系統和結構上，提供了更有希望和可行的前進道路。